作者：Rich Heimann

“裝在罐子里的大腦”（brain in a jar）是一項對脫離身體、生活在一罐食物中的人類大腦進行的思想實驗。這個思維實驗探索了人類對現(xiàn)實、心靈和意識的概念。本文將探討一個反對人工智能（AI）的形而上學的論點，理由是一個無實體的人工智能或一個沒有身體的“大腦”，與智能的本質(zhì)是不相容的。

“裝在罐子里的大腦”是一個不同于人工智能傳統(tǒng)問題的探究，其需要思考的問題是，思考（這一過程）是否需要思考者。而（實現(xiàn)）人工智能的可能性主要取決于使計算機（或計算機程序）智能化所需的東西。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我們能夠理解智能，并弄清楚如何將其編程到計算機中，那（真正的）人工智能就是可以實現(xiàn)的。

17 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勒內(nèi)·笛卡爾（René Descartes）因“裝在罐子里的大腦”而備受指責。唯物主義認為，世界和世界中的一切都是由物質(zhì)構(gòu)成的，但當時的笛卡爾是反對唯物主義的，他將精神和身體分開，并探討了諸如意識、靈魂甚至上帝等非物質(zhì)。這一心靈哲學就是心物二元論。

圖｜法國哲學家勒內(nèi)·笛卡爾

二元論認為，身體和心靈并不等同，而是由相互作用的不同物質(zhì)組成的分開且對立的兩面。笛卡爾的方法論是值得懷疑的，他懷疑一切，甚至為支持自己的思想而懷疑自己的身體，他試圖去尋找他最不可能懷疑的“不容置疑”的東西。

其結(jié)果是，（通過）一種耗盡心力的認識論追求，來理解我們借助操縱形而上學可以知道什么以及存在什么。這種唯我論的想法是沒有根據(jù)的，但在 17 世紀卻并不會被認為是一種人格障礙。

我們有理由同情笛卡爾。自啟蒙運動以來，關(guān)于思考的思考（Thinking about thinking）一直困擾著思想家，并產(chǎn)生了奇怪的哲學、理論、悖論和迷信。在很多方面，二元論也不例外。

直到 20 世紀初，二元論才受到了巨大的挑戰(zhàn)。行為主義（behaviorism）認為，精神狀態(tài)可以簡化為身體狀態(tài)，也就是行為。除了將人類視為行為而產(chǎn)生的還原論（reductionism）之外，行為主義的問題是，它忽略了心理現(xiàn)象，并將大腦活動解釋為產(chǎn)生一系列只能被觀察到的行為。像思想、智力、情緒、信念、欲望甚至遺傳學這樣的概念，都會被環(huán)境刺激和行為反應所取代。

因此，我們永遠不能用行為主義來解釋心理現(xiàn)象，因為它的聚焦點是外部可觀察到的行為。哲學家們喜歡拿兩個行為主義者在性行為過后的表現(xiàn)開玩笑：“對你來說很好，對我來說怎么樣?” 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說。通過關(guān)注可觀察到的身體行為，而不是大腦中的行為起源，行為主義逐漸與智力知識的來源無關(guān)。

這就是為什么行為主義者不能給智力下定義的原因。他們認為這沒什么。以艾倫·圖靈的圖靈測試為例。圖靈回避了智能的定義，他說智能就是智能（intelligence is as intelligence does）。如果一個罐子通過用看似聰明的答案來欺騙另一個罐子，讓它相信自己的行為很聰明，那這個罐子就通過了圖靈測試。圖靈就是一個行為主義者。

圖｜計算機科學家艾倫·圖靈

行為主義的影響力日漸式微，以至于無法解釋智力。到了 20 世紀 50 年代，行為主義已不再被大多數(shù)人所推崇。最重要的一次攻擊是由美國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 1959 年發(fā)表的。喬姆斯基嚴厲批評了伯爾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納（B.F. Skinner）的《言語行為》（Verbal Behavior）一書。對斯金納《言語行為》的評論是喬姆斯基最常被引用的著作，盡管名字平淡無奇，但它比斯金納的原著更廣為人知。

喬姆斯基引發(fā)了心理學向大腦的重新定位，被稱為認知革命，其結(jié)果是產(chǎn)生了現(xiàn)代認知科學。由此，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成為新的主導思想理論。功能主義將智力（即心理現(xiàn)象）視為大腦的功能組織，其中個性化的功能（比如語言和視覺）是通過它們的因果作用來理解的。

與行為主義不同，功能主義關(guān)注的是大腦做什么以及大腦功能在哪里起作用。然而，功能主義對事物如何工作或它是否由相同的材料制成不感興趣。它不關(guān)心思考的東西是大腦還是大腦有身體。如果它在功能上表現(xiàn)出智能，那就像將任何能報時的東西都歸為時鐘一樣，而時鐘是什么制成的并不重要，只要它能報時就行了。

圖｜美國心理學家伯爾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納

美國哲學家、計算機科學家希拉里·帕特南（Hilary Putnam）在 Psychological Predicates 中將功能主義與計算概念結(jié)合，提出了計算功能主義（computational functionalism）。簡而言之，計算主義認為，精神世界是基于一個使用諸如信息、計算（思考）、記憶（存儲）和反饋等概念的物理系統(tǒng)（即計算機）。如今，人工智能的相關(guān)研究十分依賴于計算功能主義，其中智能是由計算機視覺和自然語言處理等功能組織起來的，并以計算術(shù)語解釋。

不幸的是，（這些）功能并沒有體現(xiàn)出思考性，而只是思想的一些方面。除了將思維視為功能集合（將人類視為大腦）而產(chǎn)生的還原論，功能主義的問題還在于忽視了思考。雖然大腦具有可以被表示為計算機內(nèi)部物理系統(tǒng)的輸入-輸出對（比如知覺）的局部功能，但思維并不是一個局部功能的松散集合。

約翰·希爾勒（John Searle）是一位哲學家和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教授，他的“中文房間”（Chinese Room）思想實驗是對計算功能主義最強烈的攻擊之一。在他看來，建造一臺智能計算機是不可能的，因為智能是一種以有意識的思想者為前提的生物現(xiàn)象。這個論點與功能主義是相反的。功能主義認為，如果有任何東西可以模仿特定的心理狀態(tài)與計算過程的因果作用，智能就是可以實現(xiàn)的。

圖｜美國哲學家約翰·希爾勒（John Searle）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裝在罐子里的大腦”中，笛卡爾根本不會考慮人工智能思維。笛卡爾對 17 世紀的自動販賣機和機械玩具很熟悉。然而，笛卡爾的格言“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將人類的思維視為非機械的、非計算的。"我思"論證暗示，對于思考來說，必須有一個思考的主體。雖然二元論似乎通過排除身體而允許大腦在一個罐子里存在，但它也與人工智能可以思考的說法相矛盾，因為任何思考都缺少一個思考的主體，任何智能也都缺少一個智能主體。

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解釋了人工智能如何繼承了“l(fā)emon”哲學。德雷福斯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哲學教授，他深受現(xiàn)象學（phenomenology）的影響，現(xiàn)象學是一種關(guān)于意識經(jīng)驗的哲學。德雷福斯解釋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哲學家們反對人工智能誕生之初就使用的許多哲學框架，包括行為主義、功能主義和表征主義（representationalism），這些都忽視了體現(xiàn)（embodiment）。這些框架與生物大腦和自然智能是矛盾和不相容的。

圖｜美國哲學家休伯特·德雷福斯

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能誕生于一個奇怪的哲學時刻。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當時人們對智能及其含義的理解。當然，該領(lǐng)域過去 70 年的成就也表明，該學科并非注定要失敗。原因是，人工智能領(lǐng)域的從業(yè)者們最常采用的哲學是實用主義（pragmatism）。

實用主義不是一種心靈哲學，而是一種專注于計算機視覺和自然語言處理等問題的實用解決方案的哲學。這個領(lǐng)域找到了解決一些問題的捷徑，這些方法被我們誤解為智能，主要原因是我們傾向于將人類素質(zhì)投射到無生命的物體上。人工智能無法理解并最終解決智能問題，表明形而上學對于人工智能的假設命運可能是必要的。然而，實用主義表明，形而上學對于解決現(xiàn)實世界的問題而言，是不必要的。

這一奇怪的問題表明，真正的人工智能不可能是真實的，除非“罐子里的大腦也帶有腿”，這意味著 GitHub 上的一些人工智能知識庫的厄運，還意味著所有人工智能企業(yè)都將面臨的厄運。因為除形而上學的本質(zhì)外，我們將面臨一個深奧的、可能無法回答的倫理問題：如何能不說自己給電腦配置電源線和鼠標，是因為智力實體或動物實驗都要求有胳膊和腿？

關(guān)于作者

Rich Heimann 是 Cybraics 公司的首席人工智能官，也是 Doing AI 一書的作者，這本書探討了人工智能是什么、不是什么、人們希望人工智能成為什么、你需要什么樣的解決方案，以及如何解決問題。

原文鏈接：

https://bdtechtalks.com/2022/04/08/ai-brain-in-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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